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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的钱
姜奇平:人类将进入透明的世界
用旧的规则对待云,云就可能为传统利益服务;用新的规则对待云,云就可以帮助进步。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从计算机的“根目录”时代到“云计算”时代,互联网经济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种影响下,人类的心灵与意识、社会与商业、组织与进化都发生了庞大而细微的变革,如何应对这种与自然生态伴生的第二种网络生态?云经济究竟会如何演化?面对云的来临,我们是否是脱光了衣服的祼人?或者,它竟会是一场自下而上发生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某些时候,它带来商业与效率的可能性时,是否有催生社会变革的更大用途?而在如镜像生成的网络魔法下,它映照出的是否是我们人性中不为自己所洞察的那一面呢?
在姜奇平看来,云经济首先是一种分享经济;然后它能对人类情景予以分析,类同于读心术;另外,它将给企业与组织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与冲击;它可以解放想象力与创意力,使创客们更为专注;同时,它也面临着隐私与安全的问题,但一个乐观的现实是,透明信息可以让人们享受到更为放松与惬意的“海滩旅行”;最后,它将为微小的个人带来更多社会的权利。将云中的数据和人联系起来,人的意念的93%都可以被分析出来。人类将进入一个透明的世界。《新周刊》:云经济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词,似乎人人谈云色变。但它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姜奇平:云经济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平时上的网店,就建在云中。这大大降低了个人办企业的门槛。所以云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主要用于降低分享资源门槛的技术。在云计算条件下,企业可以是别人盖厂,自己生产。而且别人盖的厂子,可以大家分享。谁想生产,就去分享别人建成的基础设施,通过服务器共享资源。在苹果案例中,双方的关系是三七分成。提供服务器共享资源的得三成,赢利的应用开发者得七成(不赢利的不交钱)。《新周刊》:两年前,你和胡泳的合著《没有两片云是一样的》,畅想了“云上的日子”,那么在云计算日益成为显学的今天,这种“云上的日子”又让你关注到什么样的变化?姜奇平:云计算正在与大数据、智慧计算等结合起来。过去,云计算可以共享的,主要是计算能力,如闲置的cpu、内存、服务器等等,将来更多分享海量数据,与aaas(分析即服务)结合起来,帮助人们进行意义洞察。这种“云上的日子”让我关注的最大变化,将是读心术的突飞猛进。facebook将记录人们行为的时间轴(timeline)放在云上,供商家分析个性偏好,只要将云中的数据同每个人手机关联一微秒,就可以产生每个人不一样的分析结果。将来的大数据将走上情境探索之路,它是数据挖掘发展到个性化阶段的人工智能形式。洞察将通过情境探索实现。相当于帮人解梦,可以读出人们自己用语言都说不清的潜意识。据巴拉巴西院士说,人的意念的93%都可以被分析出来。人类将进入一个透明的世界。现在服务者天真地以为,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跟直接偷看消费者的情书差不多。实际上,这种情况将来根本不会出现。《新周刊》:媒体人总结的一条传播律是:首先关心的是国家安全;其次关心的是城市安全;然后关心的是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云数据既关心到安全问题,又关心到有意思的问题。你怎么看云数据带来的隐私安全问题?包括现在来看“360上传用户资料”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答:云计算中涉及的隐私问题,分技术和商业模式两个方面。“360上传用户资料”暴露出来的是技术方面的安全问题,只能通过加强技术保护解决,包括许多企业担心公有云被黑客攻击造成情报外流,这都属于技术攻防上的问题,矛与盾永远是相生相克的。不过有一点,安全防范一方,可以成产业大大方方发展;黑客一方永远是偷偷摸摸个人化地发展,长期下去,成产业规模发展的比成不了产业的更有优势。计算机病毒日渐减少就是这个原因。至于商业模式范围的隐私问题,我曾在《有限隐私论》中,主张开发个人信息。隐私这个词,带有贬义色彩,只宜与保护相联系,不适合同开发相联系。改称个人信息就比较中性,既可以说个人信息开发,也可以说个人信息保护。对个人信息,保护和开发,都是合理的;成问题的主要是过度开发和过度保护。处理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关键是确立一个度,把这个度以及对这个度的把握,转化为游戏规则。现在无论商家还是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观念,需要通过讨论问题,逐步形成共识。除了绝对隐私外,其他个人信息都是可以开发的,但不是随意开发,在开发中也有保护问题。例如,要有一个上升为法律的原则,就是将个人信息的开发权交给本人,由他同意允许开发还是不允许开发。这里的开发是指商业利用,以区别于涉及公众和媒体知情权的情况。现在服务者天真地以为,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跟直接偷看消费者的情书差不多。实际上,这种情况将来根本不会出现。现在一些商家确实可以直接接触消费者的原始信息,这是信息初级阶段才有的。在大数据产业分工高度发达情况下,消费者原始信息和元数据,应由专门行业、专门机制(比如由公益机制甚至公共机制)管理;商业性地利用的,只能是加工过的信息。就好比电视上的当事人脸上打了马赛克,不会直接看到原始的面目。《新周刊》:云到中国会不会变形?如果有规则的话,在中国,这朵云是美妙的,还是一把双刃剑?姜奇平:第一,云是中性的,就好比菜刀,不能说菜刀是好的还是坏的,切菜时它是好的,杀人时它是坏的。云也一样,好坏要取决于怎么利用它。第二,对云这种潮流,顺应它,它就会显得好,不适应它,它就会显得坏。这好比农民顺应蒸汽机,变成工人,蒸汽机就成为一件好事,人就进城了,文明进步了;不顺应它,蒸汽机就成了一个噩梦,地就被圈走了,人就被羊吃了。第三,用旧的规则对待云,云就可能为传统利益服务;用新的规则对待云,云就可以帮助进步。例如,云强调集中与分散的结合,但用传统的大集中思路建设云,云就可能变成对人的集中监控,久而久之,与云的本性就违逆了,就会输给顺着云的本性来做事的人或民族。将来社会化数据服务外包都是通过云来提供,因小而美的小企业将依托大的云服务企业提供生态服务。《新周刊》:人人都在谈论“大数据”,但它和云的关系是什么?姜奇平:仅从对企业组织的影响来说,大数据与云的结合,对企业带来三个重要方面的影响。 一是企业化解风险的方式发生变化:在大数据时代之前,人们利用数据更多是从历史中总结规律,例如按以往的需求分布来组织生产,以此来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大数据时代决策最主要的功能是预测未来,也就是把握那些只存在于未来,从以往历史中难以推导出的需求,以此化解企业的市场风险。反过来说,这给企业决策带来新的挑战,如果竞争企业可以预测未来,而自己的企业不能,企业就会失去未来。我们不会再把人类的行为视为互不相关、随意偶然的独立事件。相反,它们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奇妙大网的一部分,是相互串联的故事集中的一个片段。它们会在不经意时显示次序,在意想不到之处偶然出现。人类行为遵循着一套简单并可重复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受制于更加广泛的规律。云与这件事的关系在于,大数据需要采取数据中心的集中计算与用户本地数据库的分布式计算相锚定的方式,进行情境分析,这一模式将是云计算模式。二是企业权力转移带来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大数据的特点在于意义主导价值,它将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对于组织来说,价值体现在结构之中,意义也体现在结构之中。原有的组织形式,是为价值而建立的,其结构是价值的结构。未来的组织形式,是为意义而建立的,其结构是意义结构。人们经常不明白碎片化是怎么回事。事实上,碎片化是意义存在的状态。意义只有待在适合自己的结构中,才得以呈现。大数据可以建立一条意义通道,使生产者与赋予企业意义的消费者建立一种多元化的联系,使产消双方产生一种像鱼水关系那样的无间隔的互动,从而在源头上获得更多的智慧。三是企业价值生成方式发生变化:大数据将带来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变革性影响,是将使数据业务成为各行各业的主营业务,从而改变各行各业的业态。换句话来说,决策本身会发展成为一种主营业务。各行各业数据业务的主营化,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与大数据内在相关。它们都伴随着业务转型,从因大为美,转向因小而美:从集中但赢利越来越薄的大企业服务,转向分散但高价值的最终消费者服务。大数据的优势,正在这个方面。通过大数据,可以实现以往做不到的低成本洞察高差异的客户,在去中心化的互动中贴近2.0化的客户。将来社会化数据服务外包都是通过云来提供,因小而美的小企业将依托大的云服务企业提供生态服务。创业者要想开发手机应用,不必从盘古开天地从头做起,只要把精力像源光一样聚焦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一点上,不要分散精力就可以了。《新周刊》:有研究认为,云经济建立在三大平台之上,即云计算平台、终端平台和社会应用网络平台。如果说云存储需要钱和技术堆出来的话,那云应用则必须由创新者想出来。在云经济的世界,可能想象力和实力一样重要。你对创业者又有什么忠告?姜奇平:对于创业者来说,现在的时代与曹雪芹的时代不同了,光靠想象力可能饿死,要同云的条件结合起来创业,关键是要在创业中善用不属于自己的资产。由于在云上,创业所需的重资产,如“所需的专业知识、设备以及大规模生产的成本消耗”,可以低成本复制分享,因此未来创业者可以采用同自动化相反的解决之道,即实现生产工具这种重资产与创造性劳动(创客)这种轻资产的分离,以app store的模式进行互补——把store这种生产工具复制分享给创客,由app开发者通过创造性劳动提供回报(双方在市场博弈中目前已形成三七分成的利益分配关系)。具体来说,安德森在《创客》中指出了“创客运动”具有三个变革性的共同点:1. 人们使用数字桌面工具设计新产品并制作出模型样品(数字diy)。2. 在网络社区中分享设计成果、进行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规范。3. 如果愿意,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通用设计文件标准将设计传给商业制造服务商,以任何数量规模制造所设计的产品,也可以使用桌面工具自行制造。举例来说,创业者要想开发手机应用,不必从盘古开天地从头做起。百度和腾讯这样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可以为创业者搭建各种平台,创业者只要把精力像源光一样聚焦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一点上,不要分散精力就可以了。《新周刊》:回到经济本身,那么在it业的“新经济”向“云经济”过渡的临界点上,以张朝阳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云经济时代,什么样的人才会成为未来的新偶像呢?姜奇平:云经济时代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崇拜精英,这将是一个创客的时代,人们将崇拜自己。理查德?弗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对创意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创造有意义之新形式的能力。有意义与有价值,具有本质区别,是财富的两个不同层次。价值,说的是“有用—没用”意义上的财富;意义,说的是“快乐—痛苦”意义上的财富。创意阶层的使命,就是让社会达到有钱后——一般是以人均3000美元至5000美元收入为标准,能够进而获得快乐。为此,他们必须发现有用背后的意义,创造有钱之后的快乐。创意阶层追求的,则是以酷价值为核心的魅力,这种魅力是一种软实力,它属于高度的能量耗散。《新周刊》:云经济将会催毁哪些实体?姜奇平:《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一书告诉人们,由于数字技术的驱动,未来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是“乡村,让生活更美好”。作者乔尔?科特金把这样一种技术驱动的趋势,称之为“逆城市主义”。意思是人类将来不是从乡村迁往城市,而是逆着由城市迁往乡村。在工业化时代,城市之所以让生活更美好,是因为人们需要用集中的方式,规模化地配置资源,为此宁可承受较高的碳排放;但在信息化时代,由于有了互联网,人们可以用分布式的方法,个性化地配置资源,生活更加环保。城市化当初的本意是为了工业化。但是,原来工业化的主要功能(如集约、社会化等)由信息技术承担时,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机遇,从更高的以人为本角度重新选择,走一条既具备城市化功能,又不用建大城市的数字化流动空间的道路。《新周刊》:凯文?凯利曾在《失控》一书中讲,无论是信息系统还是生态系统,都是在一种看似失控的民主方式下完成的稳态调控。换句话说,所有权力都是自下而上地发生的——中国的云会不会成为一朵疑云呢?姜奇平:大数据有利于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官员博客与民众建立起7天乘24小时的密切联系,比周期性的选举更有利于响应民意,为民办实事,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中国借助云时代的有利条件,要在民主上有创新。它实质是一个自下而上、自我组织、分散化涌现生成的意义赋值系统。每日每时自下而上输送关于“满意不满意”的信号,汇聚民众关于“中国梦”的信息。新周刊k8凯发官方app下载的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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