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每个人的柜子里，都藏着一具骷髅-k8凯发官方app下载

一个80后德国“小流氓”，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会经历些什么？

哥们儿、漂亮姑娘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4646公里的徒步旅程，以及文化错位。

“他在微博上挺犀利的，非常嚣张，但真人非常斯文，说话慢条斯理，是非常有教养的大男孩。”

2005年，慕尼黑大学主修汉学的大学生rehage，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朋友给他取了中文名字——雷克，“雷电征服者”的意思。雷克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了一年语言，又进修了一年摄影。

2007年11月9日是他26岁的生日。他早就决定送自己一份生日礼物：从北京徒步回德国。

第一天，他走到了卢沟桥，几乎不敢相信完成了目标。继续走，走过陕西平原，走过戈壁滩边，在平凉遇到了很可爱的四岁小女孩科科，在通往甘肃武威的公路上想起家乡灰蒙蒙的天，在桃园的桃和杏的香气中醒来，在到达绿洲和农田之前感受到鼻腔灌满了谷香，走到能看见火焰山的碎石路上，看见两侧沟底的细流，水边蕴着几点绿色，想着：“它们微小纤弱得好似试管中的孢子，有如万物的起始。”

从北京走到吐鲁番，用了近一年时间。火焰山再次出现在前方的那天凌晨，雷克接到了女友的分手信息。他决定先走回乌鲁木齐，然后回德国。

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汉莎空姐舒洋，是雷克的博友。“他在微博上挺犀利的，非常嚣张，但真人非常斯文，说话慢条斯理，是非常有教养的大男孩。”舒洋参加了雷克的第一本书《徒步中国》在德国的读书会，雷克放幻灯片，讲他的见闻。“作为德国人，他在中国看到了很多大城市的中国人都看不到的一面。”

2008年，雷克徒步到新疆一座古城时，找了个售卖纪念品的摊子，坐在一旁躲太阳。他以“背包太重”这个既真实又不伤害感情的理由拒绝了摊主的兜售后，他俩的关系变得单纯起来。他继续坐在那儿，喝水，聊天。“奥运会期间会涌来很多游客”的愿望让摊主准备了很多存货，但生意不佳。

过了4个小时，来了一辆韩国大巴。“我们坐在那儿喊着，来来来！有个小姑娘想看，结果被叔叔叫走了。”雷克坐在摊后，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员，“我平时是那个走掉的人——在八达岭，我只想看长城，不想要你的可乐和明信片——但那天，我坐在那儿，知道他们的痛苦和那些手工纪念品的来历，我对着大巴想：你们至少看一下好吗？这些围巾是那个阿姨做的，你可以不买，但不要当我们不存在好吗？”

“别人负责跟领导搞好关系，我负责国际气氛。”

雷克游历中国时，显眼的老外面孔给他和别人带来一些便利，也有困扰。

在二线城市或更小的地方，社交场合有个老外是有面子的事。“比如，一个母亲想让孩子上好学校，又刚好认识我，就让我去那个学校走走，她问校长：你要不要跟这个外国人吃饭？晚饭时，她负责跟校长搞好关系，我负责国际气氛。”

雷克参加过一个摄影项目，省城的文化局邀请北京摄影师去当地拍摄。“问题是，我当时还是电影学院学生，不是摄影师。负责项目的人说，你不要说你是学生，说你是德国来的，不要说你会中文。”雷克心知肚明，他们想要国际范儿。“那些中国的叔叔，都是很专业的摄影师，但每次晚餐，领导先跟我干杯，而不是那个六十岁的叔叔。”如果因为自己让别人感到不舒服，雷克就会感觉不好。

他很敏感，又有一副文艺青年多情的心肠。雷克在德国的读书会上分享了一个故事，有次在火车上，大家眼睛或睁或闭，全都昏昏欲睡，这时广播传来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突然全部跟着唱起来——他看到这一幕，觉得很感动，觉得中国人特别可爱。

这个细节令舒洋印象深刻：“他的第一本书，我看的德语版，可能是母语写作的缘故，我觉得与他的感受很贴近。还有一个细节，有一次他没找到旅店，就在野长城上露营，他说起一个人在长城上，觉得那是他的长城，那种眼神让我很感动。接着他看到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女孩，马上说，长城其实是你们的。”

“他很幽默，很敏感，说话很有分寸，八面玲珑，但又很真诚。”舒洋觉得，雷克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走路，而是因为他情商高，招人喜欢。

这与工作伙伴对他的评价一致，虽然雷克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还是会为不小心令喜欢的人生气感到沮丧。他甚至有点刻意地用“傻逼”、“猪”这种带有攻击意味的称呼来显示和哥们儿关系亲密，只是过后，他也不确定这种玩笑是否开得有些过了。

但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那些微妙的分寸，他拿捏得很清楚。

他失恋后，在饭桌上，朋友故意对着他与女友的合影说：“也没多好看嘛！像她这样的，到处都是！”雷克说：“谢谢你，我知道你的心意。”他明白朋友对女友外貌的贬损，是为了安慰自己。

“重要的是布考斯基的生活观：无论境地多么惨，心里都要有一点自由。”

新书宣传期安排得满满当当，雷克汉语、德语或英语都语速飞快，总能为不同媒体提供不同的信息。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共同点，那可能是——布考斯基。雷克不遗余力向每一位记者推荐布考斯基，一笔一画写下他的名字：charles bukowski，你一定要去看。如果有人主动向他提及了这个名字，雷克的眼睛会一下亮起来。

布考斯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诗人和作家，文字里总弥漫着潮湿的气息，这股潮湿来自过期的绿啤酒、利器划过皮肤渗出的血液、呕吐、放纵的体液和地下室里经年不去的阴郁。

15岁那年，高中生雷克来到一个海滩度假。3个20岁的男孩过来，说，喂，有个很色的作家，叫布考斯基，写作用很多脏话。“哇，酷！色！然后看了，哇，果然很酷！很暴力！”

再长大一些，雷克看到藏在其中的幽默、希望、恶劣情况下存有的一丝诗意——适合生活压力较大的社会。“重要的是他的生活观：无论境地多么惨，心里都要有一点自由。”雷克不忌讳脏话和性的字眼，至少一部分因为这个原因。

他在戈壁滩遇到的徒步者谢建光给他起名“小流氓”，雷克挺喜欢。甚至某种程度上，他擅长通过“性”的比喻来解释观点，用貌似轻佻的态度掩饰自己的内向和怕被姑娘拒绝的敏感。“要搭讪小姑娘，可以是认真的，我很喜欢你，要不要喝杯茶，结果她不要；也可以作为小流氓，hey，要不要？不要？ok，下一个——但你的面子还在。”

一个80后德国“小流氓”，在中国看到了什么？

他曾大大咧咧地在微博调侃中国官员说的“房子闲置7年收归国有”的德国政策：“哎呀，我笑了！我只能说我老德听都没听说过它，而且查也查不到。”他也不认可“国外一切都比中国好”的心态。他不愿意被视作“洋五毛”或“洋公知”。但挡不住有人追捧他，有人在他门口或微博留下辱骂的话。他对见闻中苦难的一面饱有同情甚至眼泪，一面提醒自己你凭什么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他在吵架中看到诗意。他不得不面对自由职业和长辈意愿的冲突。他对偶遇的一只小猪充满感情，下一刻还是要遵从口腹的欲望，点一盘回锅肉并意识到自己的虚伪——他心知肚明这就是生活，于是安然感受无处不在的矛盾和纠结。

可是，那些文艺青年，谁又不是敏感、多情、有点见识又有点固执的呢？

“大家都别装了”

《新周刊》：你为什么不喜欢明信片？

雷克：因为明信片不是直接的东西，是一种连接。有很多人旅行时喜欢那种：啊，这个村子他们不通电不通水，他们过得特别原始，这样很regional，很棒。如果这个村子被开发，他们就觉得：啊，那不好了。但其实这种态度是一种骄傲，你不希望他们发展，希望他们为了你的开心过一种很艰苦的生活。你只是希望那个东西在那儿，看到明信片，想起来去过的区域，你就觉得：哇，牛逼。其实，那些明信片和纪念品之后呢？他们有很多故事，你并不会去想。当然，买这些都会帮到他们。我不想纠结，我买了，只是同时感觉不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矛盾中。

《新周刊》：你为什么这样不遗余力地推荐布考斯基？

雷克：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成功可以宣传，失败不能。每个人都对外宣传：我很成功，我没问题，如果被别人知道你是弱者，你会很惨。所以我不能说我害羞、对自己的身份不满意，我不知道我是摄影师还是自由作者，我只能说：很棒，我喜欢旅行。

但布考斯基的小说，很多时候是用另一个角度讲自己的生活，他会很坦率地说他生活很惨、想自杀，但最后还是活下去。布考斯基不是给成功的人看的，是给弱者看的。因为他们会遇到很多让他们绝望的东西。

现在普遍的价值观是：成功的东西给别人看，不好的东西不能给别人看——所以最后每个人都怀疑自己。但你知道英文有句话：每个人的柜子里，都藏着一架骷髅。比如，德国离婚率也很高，如果一个小朋友发现爸爸妈妈离婚了，会觉得不幸，这时候，如果别人告诉他，我们也有问题，那他可能就会心里好过一些。

很多人鼓励抑郁症患者，你肯定没问题的；但我会说，我也考虑过自杀。但我们在外面宣传的是，我是成功的，我才不自杀——其实每个人都有n多的问题，只是看不到别人的内心。所以当他郁闷的时候，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但布考斯基不这样。他给你看所有不好的，让你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价值：再黑暗的文学，他的内心再悲观，也保有一些幽默和希望。

所以，大家别装了。都装高兴、装成功，会变成很凶的一个社会。

《新周刊》：你说过，在微博上发言，你知道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外国人”。你知道别人带着滤镜看你，那你会根据这种反馈做什么言行上的调整吗？

雷克：不会。

如果我们现在是上世纪80年代，大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过去那些错误都还很新鲜。作为外国人，我会一直说：你很好，你很好——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你还很脆弱，发展不稳定，我觉得我应该鼓励你，就像鼓励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

但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给你面子，因为你已经发展得那么棒，已经是个超级大国，不是德国的对手，而是整个欧洲的对手。

作为德国人，我觉得德国挺好的，但有一点死板，跟日本有点像，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像有点吃饱了。德国人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保护自己已有的东西，但中国人还是饥饿，还想要更多，要发展，想要看世界。

我很佩服这种发展，而且我很好奇将来中国的变化。所以当我看到你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会跟你说，我没有必要再哄你，你又不是小娃娃了。

而且，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故意哄你，说好听的话，我会觉得那是有点看不起你，你真的不需要——如果你是非洲国家或80年代初的中国，我会说，很好，很好，至少你没有发生内战，已经很不错了。但现在的中国，你能觉得它很脆弱吗？大得很，厉害得很。